我叫孟小月，今年十九岁，本该在学校里度过无忧无虑的时光，却因为家庭的债务而走上这条路。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差，他们的争吵从我记事起就没停过，父亲沉迷赌博，母亲则在抱怨中度日。我对他们没有多少感情，但血缘的羁绊让我无法完全摆脱。家里欠了三十万的债，对我们这样的普通家庭来说，这是一笔天文数字。债主是黑道上的人，追得紧，父母哭着求我帮忙顶罪——替一个长得像我的人背黑锅。他们说，运作好了，最多判两三年有期徒刑，出来后债就清了，还能给我一笔安置费。我咬牙答应了，不是因为爱他们，而是因为不想看到他们被逼到绝路，也为了自己能早点脱离这个破败的家。两年光阴，对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来说不算短，但比起一辈子被债务缠身，似乎值得一赌。

我独自一人坐了长途车来到A市，这个陌生的地方高楼林立，却让我感到一种压抑的寒意。下了车，按照事先的指示，在一个偏僻的路口等接头人。没多久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我面前，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男人，他没多说一句，看了我的身份证后示意我上车。车子开向郊区，窗外景物渐渐稀疏，直到停在一座灰色的建筑前。那是看守所，高墙电网，铁门森严，像一头蹲伏的巨兽。

司机让我下车，指向入口：“进去后直接去会客室，有人会接你。拿着这张会见申请表。”，我看到会客申请表上，来访者是我的名字，被访者是“李薇”，这大概就是我的买方了。他开车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。心跳加速，我深吸一口气，走向铁门，把申请表交给值班警员，值班的警员简单登记了我的信息，就带我穿过铁丝网覆盖的天空，阴森的长长走廊，来到了会客室。

会客室位于走廊尽头，一扇厚重的铁门，上面刷着斑驳的绿色油漆。推开门，里面狭窄而阴冷，没有一扇窗户，灯光从天花板上的荧光灯洒下，苍白而刺眼。房间中央是一张铁桌子，固定在地板上，以防被移动。桌子中间有一道低矮的隔板，将空间分成两半：一边是囚犯侧，一边是来访者侧。各有一张铁椅子，也同样焊死在地面上。桌子上最醒目的，是一条粗糙的铁链子，一端固定在桌面边，另一端连着手铐。手铐是电视里常见的那样，银白色的金属环看起来冰冷而无情。链子长约十几公分，人若是坐在椅子上，便只能把手放在桌面上，无法逃脱。房间的墙壁是水泥的，刷成浅灰色，四角有监控摄像头，红灯闪烁，像无情的眼睛注视着一切。没有钟表，没有装饰，只有空气中淡淡的霉味和金属的凉意。
我走进去，门在身后关上，警员让我稍等。

房间里空荡荡的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的心怦怦直跳，试着坐到来访者侧的椅子上，但感觉不对劲——我不是来访者，我是即将成为囚犯的那一方。桌子上的手铐吸引了我的目光，我忍不住伸出手，轻轻触摸它。金属表面冰凉，触感粗糙，像被无数双手磨损过。手指滑过铐环，我脑海中闪现一个念头：我会戴上这个东西吗？它会锁住我的手腕，让我动弹不得？想象中，手铐咬合的咔嚓声响起，我感觉腹部一紧，一股莫名的热流涌上小腹。不是恐惧，而是某种说不清的悸动——我大概是太紧张了。我赶紧收回手，脸颊发烫，告诉自己别胡思乱想。这只是开始，两三年而已，我能熬过去。

等了大约十分钟，门又开了。一个女警走进来，她身材高挑，制服笔挺，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冷峻，手里还拎着一个皮包。她的眼睛锐利，像能看穿人心。她用毋庸置疑的口吻——应该是命令：“你坐到那边去——让我坐在被访者那一侧。然后，她走到桌子对面，坐下。“你就是孟小月？”她问。

“是的。”我点点头，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你们俩长得确实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叫李薇。记住这个名字，你的身份就是她。这件会客室的录像是不联网的，不用多想。其他的事情，如果我不说，你也不用问，你是嫌疑人，就只用听我的命令，明白了吗”。

“是，”，我的声音颤颤巍巍的。

“没规矩，后面有人会教你规矩的。起来，搜身。”

我从座位上离开站在一边，女警拉着我的手把我背过去按在墙上，我的肩膀一阵吃痛。她让我把手举起来扶在墙上，收走了我的身份证，口袋里的零钱手机。又让我脱掉袜子和鞋子。我赤脚站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。

她从皮包里拿出一件黄色的马甲，扔给我。“穿上这个。”，又把一双塑料凉拖扔给我。

我拿起马甲，它是粗布做的，背后印着“A市看守所”的字样，颜色刺眼得像个耻辱的标记。我脱下外套，套上它，感觉身体被一层无形的枷锁包裹。女警站起身，绕过桌子，走到我身边。“转过身去，手放背后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但还是服从了。她的动作熟练而迅速，先是抓住我的左手腕，拉到背后，然后是右手。冰冷的金属触感传来，手铐铐上了。铐环紧紧咬合，发出清脆的咔嚓声，链子短促，只允许我的手在背后微微活动，却无法分开。手腕被金属勒住，有点疼，但更多的是那种束缚感——自由被剥夺，身体不由自主地紧绷。我的心跳加速，呼吸变得急促，我想其他人看着我现在的样子会作何感想呢：双手反铐，动弹不得，任人摆布，一个囚犯而已！。腹部的紧绷感更强烈了，我赶紧咬唇压制，不敢多想。这只是程序而已，我告诉自己。

女警没停顿，她从皮包下拉出一对脚铐，蹲下身给我带上。脚铐那是链条连接的两个大号铐子，链子约四五十厘米长，足够走路却无法大步，我觉得这个脚铐好像是大号手铐。她的手抓住我的左脚踝，铐环扣上，金属凉意渗入皮肤。右脚也是一样。咔嚓声再次响起，现在我的双脚被限制，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。我略微一动，链子在地上摩擦出低沉的声音，像在提醒我从此不再自由。心理上，那种无助感如潮水涌来：我十九岁，本该在街上自由奔跑，现在却像个囚徒，被铁链锁住。我觉得我快要哭了。

“走吧。”女警拉着我的胳膊，推开门，带我离开会客室。走廊的灯光拉长了我们的影子，我迈出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脚铐的金属声，沉重而耻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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